乳山秧歌剧

辛明路

多数人认为，秧歌剧起于明、盛于清，乃中国戏曲兴盛期的产物。人们喜欢戏曲，也喜欢秧歌，有人就将这两种艺术“嫁接”起来了。搭台唱戏，一是受场地等物质条件限制，二是演员与观众距离相对远。平地演出，则没有这些问题。只是围观时，外围的观众看不到。但有办法，演员踏着高跷就可“出人头地”而“众望所归”了。也有人认为，秧歌剧应该早于杂剧，杂剧是学习秧歌剧而产生的。

    秧歌剧有叙事剧本、有专门道具、有唱腔曲牌、有演员行当。演员行当也称为角色。秧歌剧中的“小嫚”，对应戏剧中的花旦，“翠花”对应老旦，“棒槌”对应小生，“鼓子”对应老生和丑角。秧歌剧以演唱和道白为主，所以说是“戏曲”的成分多，“讲故事”的功能好；传统意义上的秧歌，套路多围绕“闹”“扭”“耍”设计，以肢体语言为主，“舞蹈”的成分多，活跃气氛的功能好。

    秧歌剧是“戏”从戏台上“跑”到戏台下的，但这种广场歌舞剧，有时候又跑回到戏台上。最典型的是延安时期，《兄妹开荒》《夫妻识字》《采棉花》《二媳妇纺线》《一朵红花》等一批新型秧歌剧，也在舞台上演出。秧歌剧寓教于乐，曾为移风易俗、传播红色文化立下了汗马功劳。

    乳山秧歌剧是随着明朝大量移民而“入境”的，之后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群众喜闻乐见、广泛参与，代代相沿、不断丰富，最终形成“方言土语唱戏文”的地域化风格。文革时期的文化部长于会泳就是位“秧歌迷”，他在大庄等村教学时，一到农闲时节就自编自导，领着村民排演。那时的农村人，能闹的当丑角，文静的当“俊”角，没有演过秧歌剧的人很少，反正是自娱自乐嘛！我父亲年轻时每到正月，几乎天天在外巡演。出了正月，两条裤腿角就被高跷磨破了。那时布匹紧张，奶奶心疼得直嘟噜。我小时候也看了不少秧歌剧，大多是古装的。即使现在，大家还是喜欢古装的。那“与众不同”的妆扮，本身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现场氛围一下了就能热烈起来。一提“老戏”，有人立时会想到封建糟粕，什么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其实那里面，有很多是文化精华和情感圣果。如从吕剧转过来的《姊妹易嫁》、《老少换》、《钱秀才》等，都是追求正义、劝人向善的。

    秧歌剧演起来，既简约明快又红火热闹。演员踏着鼓点绕场转，再面对面地站成两排，要“出场”的演员，出列到两队中间进行演唱。一般是一段唱完后，锣鼓再起，两队演员舞蹈着，交叉进行轮换场地位置。乳山秧歌剧的唱腔以“跑四川调”为主，还有大板、小板、波子调等。简而言之，无论演什么题材、唱什么词句，动作是有固定套路的，唱腔是有固定曲牌的，这是秧歌剧能够大范围普及的主要原因。

    正当我为多年未再看到秧歌剧而惋惜的时候，好友隋桂光来电话，说秧歌剧没有“断根”，他下乡时听说有人在写剧本，就立即登门拜访，并决定帮助整理。我当时就乐了。由桂光带路，家广、培岩同往，我们“四人小组”来到海阳所镇西浤于家村。村党支部书记于培红早在办公室等候。我明白了，秧歌剧能在这个村坚持着年年演出，与村领导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当走进秧歌剧创作人于会岩家时，我又乐了，原来是“叔伯”同学呀，在西浤完小读书时，他还“矮”我一级呢。

看到他凭记忆整理的《三定亲》、《王定保借当》、自己原创的《黄金三百三》等十五、六个手写秧歌剧本时，我激动不已，感谢他很好地保护了这份非物质文化遗产。回来不久，《乳山时讯》、乳山电视台对于会岩既导演又当编剧，致力于抢救与传承秧歌剧的事迹，相继做了报道。

我们还看了于会泳的故居。“音乐天才”、“现代京剧之父”的音乐启蒙，源于乳山秧歌剧和乳山大鼓，这是毫无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