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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雨七十年(十)
    发稿作者:管理员   ‖  发布时间:2014-10-13  ‖  

     

    风雨七十年(十)

                                         刘铭娟 宋述仁  

     

    1972年述仁复原回地方当了一名医生,由于他聪明好学,工作积极肯干,加上当时医疗人才匮乏,成了重点培养对象。他多次外出进修,到青岛市立医院眼科及五官科进修学习一年,到莱阳卫生学校外科专修班学习一年(学理论半年实践半年),到文登骨科医院学习骨科半年,到青岛附属医院泌尿外科进修学习一年。1975年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经群众推荐到山东医科大学上学一年,他学习很用功,也很执着,学习外科手术时,吃饭、睡觉前都在床上练习手术打结的基本功。当时医院规模小,科室设置不全,医生都是“万金油型的”,外科医生非常少,技术力量薄弱,他常常是不分白天黑夜随叫随到,有时通宵达旦爬在手术台上。由于他工作积极认真,又心灵手巧,在实践工作中锻炼成为一名优秀的外科大夫,被誉为外科“一把刀”。组织上对他也是很厚爱,1985年他四十岁时被任命为外科副主任,同年又被任命为副院长分管外科、妇科、五官科、骨科及全院护理工作和政工工作(任职八年)。1993年又被任命为院长,至2000年他五十五岁时退居二线(任职八年)。在他任职期间,非常重视人才培养,在北京租了房子,分期分批地把一大批医生、护士,根据不同学科,选送到北京各大著名医院,如:协和医院、301医院、中国科学院肿瘤医院、阜外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北京市肿瘤研究所等进修学习,回院后他们都成为业务技术骨干,有的还当上院长、副院长和科主任。同时他引进了一大批先进的医疗设备,在医院的发展史上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谦虚、宽容、廉洁,没有辜负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期望,口碑也不错。

    退休后为发挥余热,为群众解决点实际问题,他没在家休息,又办了一个德仁堂诊所仍在工作着。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经历了艰难困苦的磨难和疾病的严峻考验,我们是青年时期的知己,生活上是一生的伴侣,在工作学习上是相互帮助、互相支持的战友,当然他也曾经是我的领导。

     

    待人

    能够在一起工作那是缘分,在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同志之间难免有些不同的意见,甚至有些误解和分歧,要有包容的心态,不能斤斤计较,事事放在心上,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就要坚持,错误的坚决改正,时间久了,岁月长了,有些矛盾就会自然化解。在我四十岁那年的一个晚上,我科的一位老同志到我家和我交换意见说:“以前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有伤害到你的地方别往心里去……”我说:“我这个人性格急躁,为人处事直来直去,有话说在会上说在当面,虽说不是坏心,但在日常工作中也难免有伤害到大家的地方,也请您多包涵,我不是当官的,又不会打击报复,在今后的工作中咱们只要互相帮助,加强团结,做好工作就是了”。后来朱宁主任调走了,我当上了科室主任,这位老同志积极配合我的工作,对我的工作帮助最大。我觉得无论什么时候,任何情况下,对人只要有一颗真诚的心,善意的态度,总有一天是会被别人理解的。回想起来,在我家庭最困难,身体深受疾病折磨的时期,为了开展新技术、新项目,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和阻力,我非常希望我周围的同志,能够理解我、支持我。对我工作中的不到之处,能善意地批评指正,而不是恶意中伤,工作中的要强出头和工作方法的欠缺,常招至一些非议,对那些不实之词,常常使我痛苦不堪,不过现在我也很高兴,我用一生的努力赢得了大家的认同,也总算没辜负我真心实意的付出。

    1959年刚参加工作时,整风反右运动刚刚结束不久,紧接着就是反右倾运动,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我年小什么也不懂,只是带着两个耳朵听,进入60年代以后,又经历了小四清运动,紧接着又是大四清运动,这次运动上级还派来了工作队,当时我已进入青年时代思想单纯积极要求进步,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运动之中,成为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当时医院党支部书记是张维义,院长是许际平,他二人都是军转干部,都是贫苦出身很小就参军,是部队培养出来的干部,按当时的政治标准可算是根红苗正,但也受到冲击,当时各科室没有科主任,都是领导指派的负责人,我们这些积极分子,被工作组安排在各科室领着学习文件,还经常在上班时间抽出去开会,就这样从科内负责人到科室的其他同志对我就产生了不信任,甚至产生了抵触情绪,在我面前不说什么,背后对我不满意,议论纷纷,无形中产生了矛盾,我初步品尝到了政治运动对每个人、尤其对我个人产生的恶果,虽说当时运动的对象是对个别领导、部分科室负责人及财会人员,我们科室均未受到冲击,尽管如此我与身边的同事及科室领导产生了隔阂,成了科室里的少数派,我感到非常孤立,从全院看也是如此,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使群众之间、干群之间产生了不小的分歧,四清运动结束后,工作组撤离了医院,但四清运动造成的后遗症却依然存在,使我们这些积极分子陷入尴尬的境地,我认真进行了反思,总结经验、接受教训

    不久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这时把以前到医院搞四清运动的工作队长揪回来进行批斗肃清流毒,把他关在空空荡荡的会议室里写检查,当时正值隆冬时节,天下大雪,气温很低,我找了两个一千毫升的盐水瓶子灌满了热水,送给他取暖,这位领导当时激动地对我说:“你赶紧走,别连累你,我知道你心地善良,你看看大家都离我远远的,你千万别再来,谢谢你……”我看到一些原来的积极分子大多躲着他,有的还起来批斗他,甚至用一些极其粗俗下流的语言,以不实之词,恶语中伤。当初的工作组领导,他们的办公室人来人往,拍马溜须的人多的是,现如今他就像囚犯一样被监视。我认为他是受上级委派下来按照上面的要求办事的,他们个人没有什么错,即便有错也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他们是我们的同志,不是我们的敌人,随着运动的逐渐深入,斗争的矛头指向各级政府和当权派,我看到县委县政府领导机关的牌子被打砸,干部被揪斗,还挂着牌子游街,当时非常不理解,虽然我也参加了红卫兵组织,但绝不做这出格的事,我认为谁都会犯错误,干部也是人,做错了事、说错了话是难免的,就是有伤害到自己的地方,也不应借机报复,以残酷手段对待他们。不应该糊大纸帽子,挂牌子游街,开批斗会,这是对人格的侮辱,更有甚者动手动脚、拳打脚踢,我理所当然地成为所谓的保皇派。

    我认为做人处事要有原则,绝不能随波逐流。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一打三反又开始,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伤害了不少的干部和群众,人人自危、互相设防、互不信任。1975年文化大革命基本结束,我从青岛进修回来,大家的思想观点一时还转变不过来,对我开展工作影响很大,我是顶着很大压力开展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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