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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雨七十年(八)
    发稿作者:管理员   ‖  发布时间:2014-10-13  ‖  

     

    风雨七十年(八)

                           

      刘铭娟 宋述仁  

     

    在内分泌病房住了四个多月,进行了多项检查和试验,最后又做B超检查。

    那个年代,我们基层医院还没有B超机,协和医院也只是一台黑白的比较小的机器,幸好碰到李主任,他带了好几个学生在B超机前,一边看、一边讲,经过他仔细反复检查后,看到我颈动脉内侧,甲状腺后方有一肿物,李主任约我第二天早晨又做了一次。晚上到病房办公室看到我的报告单发来了。B超确定了甲状旁腺的大小和位置,正常甲状旁腺有四叶,像小米粒大小,特殊情况下有异位的,可以长在大脑或胸腔,那就更不易发现了。我觉得我很幸运,我到北京住院后,医院关心我的同志和朋友都可怜我的不幸遭遇,都为宋述仁担心,说他从小没有亲妈,中年妻子又是这样,一旦有个好歹两个孩子又像他一样,这以后可怎么办?当我明确了诊断虽然还没手术,还没最后做病理确诊,但我好像有了希望。我写信告诉述仁我的检查情况,同时也告诉他,我可能还能回家,还能工作,还能照顾孩子……

    戴为信教授通知我可以转外科手术了,我请他帮我联系及早转到外科,他找到了他的同学留美学者管教授,办理了转科,在我做手术前,需家属签名,这次是别人代替不了的,必须是自己的丈夫。他在我住院期间曾来过一次,是来送病人会诊的,借机来看望我,我请了三十分钟的假,他带我到天安门前照了张相片,我知道他可能想到我们将来不一定还能在一起。在回医院的路上,我向他交代了一些事情:

    “咱这次分新楼,你在家做了几样家具,利用我父亲卖房剩下的几百元钱咱买个福日牌小黑白电视机。一旦我的病不好,你要另找个人,告诉她房是新的,家具也是新的,电视机是新的我还没看过,唯独我没有亲人托付我的孩子,你们要善待他们……”

    一谈到孩子我再也说不下去了……因为两个孩子就是我的一切,除非我没有了生命,我不会割舍他们。

    宋述仁给我买了鸡蛋,买了红烧肉,这是我在家所享受不到的,因为一九八三年工资仍然不高,我知道他是为了给我补充营养。他还问我,你现在最想见的人是谁,我想了半天,孙吉欣自调到北京,与我们就失去联系,我非常担心她,经多方打听,她在文化部医务室工作,我们俩去看望了她,还到她家吃了饭,我看到了她和她的爱人,他们生一男孩,当时七、八岁的样子,看到他们现在的境况,也了却我的一桩心愿。

    在我做手术的头一天晚上,述仁带着我们七岁的儿子来了,这次是我住院期间第二次来,因为儿子顽皮留在家里怕闯祸,来北京后他把孩子送到我大哥家(因二婶在他家住),孩子在楼下玩了不大一会,就与邻居家的小孩在楼下打起架来。无奈述仁就把孩子带到了身边,住在部队招待所(煤渣胡同)。七月份的北京酷暑难耐,为了省钱他爷俩住在一个床上,汗水把床铺都湿透了。从沿海地区来的述仁根本就不能入睡,当时我们的工资收入很低,一家三口进京,还要为我增加营养,述仁每天三顿吃冷面。冷面最便宜每碗2元,给儿子买点荤食添补,不影响他的生长发育,他来时买了一箱子我们县罐头厂生产的罐头,还有奶粉,他是想让我手术后吃这些东西,以增加营养和钙的吸收。

    第二天早上六点钟,我从电梯口被送上了手术室,打了高位硬膜外麻醉,在手术过程中,曾切了两次组织到病理科冰冻切片,确定都是甲状腺组织,没找到甲状旁腺腺瘤,这时麻药已过时了,手术大夫考虑再打也有点晚,所以他们就继续往里找,经过八个多小时终于找到了病灶,给我看了一眼。

    这时,述仁在楼梯口焦急万分,他凭他自己的外科经验,手术超时怕有意外情况发生。     

    手术后医院的规定不允许家属陪床,只能按规定时间探视。我自己躺在床上想翻身,但头和身子不协调,手把着头才能翻过来。我想到外面走动一下,因为我手抱着脖子,旁边床上是防疫站的一个病人,他开玩笑说:“刘医生上了断头台到阎王老爷那里去报到,那里不收,又打发她回来了。”我想笑也不敢笑,手术后的第四天,我就拆了线,出院后我们三人在我姐家住了一个周才回家。回家两个周重返工作岗位。我这次住院使我开阔了眼界,认识到高尚的品质、高深的技术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对病人的身心康复是多么重要,是北京协和医院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在我深受疾病折磨、万般痛苦的时候,认识了这些帮助我的恩人,从此我们建立了很好的医患关系,每年述仁到北京去出差,也忘不了去看望这些曾经救过我命的贵人。

    后来述仁担任医院主要领导,又通过他们与协和医院领导层建立了很好的工作关系,我们这所基层医院攀上了中央级大医院的高枝,协和医院成了我们医院重要的进修基地,先后接收了多批次、多学科的医护人员进修。尤其是在协和进行了护士长对口轮训,这对于一个县级医院来说是破天荒的,我们既学习了新知识新技术,也学习了人家的好思想好作风,大大地开阔了眼界,迅速提高了我们医院的服务质量。戴为信教授为此帮了不少忙,尤其是在他任科教处处长时的哪些年,戴为信教授还利用假期携爱人眼科秦梅教授到我们医院讲学,到临床指导工作,为我们医院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2005年我因多年“心动过缓”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诊断为“病态窦房结综合征”,早在1978年,述仁在青岛山大医院进修泌尿外科一年刚结束后,又请示领导同意到普外科学习一段时间。有一天早晨我突然感到胸闷、憋气、呼吸不畅、咳嗽,觉得眼前一阵阵发黑,就住院了。那时候内科病房负责人是战润生(已病故),他负责我的检查与治疗。发现心跳过慢,用过一些调整心率的药,稍有好转。述仁从青岛回来,战润生大夫请示领导,让他陪我到山大医院会诊。由于去的时间比较短,看了看我们医院的病例,他也认为我关节不好,心脏跳动过缓可能与风湿病有关,我的病在当时没有明确诊,住了几天就出院了,一直按照风湿病治疗。心跳慢就用点心宝、氨茶碱等提高心率的药物。在我们医院,多次做心电图,心电图报告单都是“窦性心动过缓”,在那些年里,我左侧头痛得厉害,也吃了不少止痛的药,曾到文登、青岛、济南做过脑磁共振,也没发现什么大问题,直到1983年,我到协和医院做了“甲状旁腺腺瘤”手术以后,全身骨及关节痛基本缓解,但心动过缓依然存在,头痛头晕经常发作。请心内科知名教授会诊,经过详细检查,确诊为“病态窦房结综合症”。药物治疗到1998年,兰胜才主任带我到北京阜外医院,又请专家进一步会诊,根据我的病史和临床症状,他们建议安装“心脏起搏器”。由于我对这种新机器认识不足,更多的是害怕,觉得手术对我来讲,很难再接受了。又拖了几年自觉症状越来越重,心跳次数越来越少,白天最多只有四十几次,晚上最低时三十多次,活动时因大脑供血不足经常感觉头晕,眼前发黑,尤其是过马路很害怕摔倒。2005年兰胜才院长主持医院工作,他是心血管专家,知道我多年患病的情况,在他的督促和鼓励下我才下定决心手术,他派人陪我到北京阜外医院,找经验丰富的专家给我安装了心脏起搏器。在我看病和住院期间,他给予了周到的安排,我非常感激,至今仍铭记在心。如果没有这些领导的关心、爱护,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我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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