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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雨七十年(三)
    发稿作者:管理员   ‖  发布时间:2014-10-13  ‖  

     

    风雨七十年(三)

                       

            刘铭娟 宋述仁  

     

    从上小学时开始,家里就有个学习小组。

    下学回来,第一件事是挑水,再往猪圈里填土,扫院子。吃完晚饭,同学们都来我家,大家一起学习功课,这是一整套的活。

    周日或放假就要上山割草砍柴,推磨压碾,时间久了,我从小就养成了爱学习、爱劳动的习惯,独立生活能力比同龄人都强。

    我虽然有繁重的家务劳动,但我的学习成绩在班级一直是名列前茅,上小学的时候,为了节省纸笔的费用都用石板、石笔写字,写了擦,擦了再写,我的石板是二舅家姐姐留给我的,又大又黑又光洁,写起字来砂咪咪的还有一点涩巴巴的感觉,特别好用,家庭作业也是在石板上完成的。我的作业写得工整认真,老师批改后经常在全班表扬一番。

    有的同学说,刘铭娟的石板好,所以字写得就好,他们都争着要用我的石板写写字,找找感觉,不小心掉在地上打破了,从此我就用一大半石板写。老师仍然是经常表扬我。

    在我们村上到小学四年级,每次期末考试的成绩都要在村头张榜,我每次都是前几名,妈妈都是亲自去看,每次都给予我很大的鞭策和鼓励。

    在妈妈的教育和影响下,我被评为品学皆优的好学生。我是我们班第一批加入少先队的少数同学之一,第一次带上红领巾感到非常光荣,高兴得晚上看着窗外天空中的月亮,久久不能入睡。不久又被选为少先队中队长,每当少先队队日活动时,妈妈都给我换上干净的衣服,颈部带上鲜艳的红领巾,左上臂戴上白底两条红横杠的中队长袖章,真是漂亮极了,能成为一名少先队的中队干部,我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

    队日活动,我整理全班的队形,行少先队队礼向大队长报告:

    “报告大队长,我中队原有人数25名,实到人数25名,报告完毕。”

    打完敬礼再归队。我就像一名指挥官,感到神圣无比,我非常珍惜这份工作,处处事事严格要求自己,争做少年儿童的榜样。

    当我考上完小的时候,(五六年级)是在桐岭北庙上学,中间要经过一条河,有一次下大雨,学校通知停课,下午雨停了,我与我的同学姜占香到学校去,见学校仍然没开课,我们就返回村子,刚走到我们村头河边要过河时,突然见上面下来了河水,河水上涨得非常快,水流很急,接着又下起了大雨,我们赶紧往回跑,差一点被河水冲走,我们艰难地爬上了岸,那里有一个果园,果园内有一个看园人住的小房子,我们躲到里面避雨,从这里过河回家是必经之路,我们只好耐心等待着,等待河水消退,等待过路的大人帮助。

    天渐渐黑了下来,水仍然很深,我们还是过不去,我们身上全被水湿透,觉得又冷又饿,突然看到河对面有人挑水,我们高声呼喊,好心的挑水人冒着齐腰深的大水把我们一个一个从肩上扛到了对岸。

    回家后,妈妈说:“学校要是开课,就会捎信告诉你们,看你怎么湿成这个样子……”

    她给我擦干净了身上的水,换了衣服,我浑身哆嗦了好半天才慢慢好起来,第二天就开始发高烧,一直病了好几天。听大人讲上面突然下来大水,当地人叫“旱河水”,是因为河上游下暴雨,河水来得突然,水大流急,没把我们冲走就算是万幸了。

    在我上六年级的时候,我们桐岭完小来了几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听老师说他们是来帮助我们勘查金矿的苏联地质专家,由上级领导陪同到我们学校与我们师生开联欢大会,学校要选一位男生一位女生给苏联专家戴红领巾和代表师生致欢迎词。男生选的姜克君,女生选的我,当我们给苏联专家戴红领巾时,苏联专家抱起我们用他们的大胡子扎我们的脸,表示他们对我们的友好,同时还给我们照了相,后来学校的同学们都说我们的照片都出国了,到苏联了,我也感到很光荣、很欣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外国人,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我上初中时仍是班级干部,学习也不错,可妈妈当时不知为什么,她冥冥中蕴藏着一种不安,一种焦虑。我觉得我妈妈不高兴我继续上中学,她认为上完中学还要上高中,再考大学,她可能是怕等不到我上完学的那一天,她的这种不安和焦虑,对于天真烂漫孩童期的我,是怎么也不会想像到的,对妈妈的想法我没有多想甚至根本就没想。

    我在洋村上中学离家有十多里路,一个星期六,我看学校没有什么安排,就与我们村几个同学回家了,给老人挑挑水,干点活,星期天返校的时候,听同学们说,老师到处找我开会,我不在他发火了,说我目无组织纪律,私自带领同学回家,他说要开我的批判会。

    果然晚上召集全班同学叫我在讲台上说说为什么不请假就私自带领同学回家。我也做了检查,但我没说家中老人有病,要回家帮助干活。

    开完会我肚子疼得厉害,身上起了一片荨麻疹,第二天班主任于立正老师送我到卫生所打针,他说;不知你火性这么大,要知道就不开这个会了。后来,校长也知道了,校长亲自骑自行车把我送回了家,告诉我妈妈说我病了,在家治疗好了以后再去上学。

    这次病得真不轻,有时发高烧意识不清,我妈妈哭了好几次。经过了一个多月地打针吃药,才渐渐好了起来。

    医生说;是过敏性荨麻疹,因为肠道起荨麻疹,所以肚子一阵一阵疼痛,皮肤上起的疹子又肿又痒,一片一片的,受了点批评上了点火,那只是一个诱因。好了以后从脸到身上脱了一层皮。

    当我读书到初中二年级时,我妈妈感觉身体不好,时常头痛,父亲的病情也逐渐加重,家里家外我成了主力,他们越来越需要我,越来越离不开我。

    但老人又不想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前程,想要我少读几年书,能看到我尽早毕业参加工作。妈妈似乎有一种来不及了的预感,产生了从没有过的焦虑。妈妈亲自找到大舅家的二表哥焉晋智商量。当时表哥担任海阳县第二人民医院支部书记,他主张我报考了烟台卫生学校,考试后被中医班录取,校址就在夏村。

    1959101日开学,我读了一个多月的书,到119日,就被调到海阳县第二人民医院(现乳山市人民医院)化验室边工作边学习,因当时化验室只两名工作人员,工作忙不过来。

    在生产救灾生活极其困难的1960年,因缺少粮食,我妈妈患了营养性水肿病,又患有高血压,经常头晕、头痛,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1961101日晚,突发脑出血昏迷,那时村里还没有电话,来人报信说我妈病了,要我赶快回家。领导安排值班的刘大夫带着急救药品与我同往,我们骑自行车在10点钟左右赶到家时,我妈妈已经入殓了。

    我妈曾多次对我说只要她清醒,有病是不会告诉我的,绝不耽误我的工作,若有人告诉我她病了,她一定就是不醒人事或不在人世了。

    我亲爱的妈妈就这样撇下我与我那多病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突遇其来的变故,犹如晴天霹雳打得我不知所措,我撕心裂肺般地哭喊着,喊着我那尚没远去的妈妈,妈妈的音容笑貌始终在我的眼前浮现,她似乎还在我的身边,我怎么也不会想信她能抛弃我,我没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我需要她的谆谆教诲和温情的抚慰,因为我还没长大,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孤独过,我在茫然和孤独中徘徊,我千百次地问自己怎么办?父亲有病需人照顾,可他连饭都不会做,照顾父亲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我又不在他身边,我当时虽然在医院上班,但是没有工资收入,我的生活费都是父母供给的,我不仅无力赡养我的父亲,能不能完成学业都成了问题。父亲哭着说:“严霜单打枯根草!”。

    这一切都落到一个尚未成年的十六岁女孩身上,处理完妈妈的丧事,我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回到了医院,是继续学习还是回家照顾父亲成了我两难的选择,我父亲坚持千难万难砸锅卖铁也要供我学习,绝不能因为照顾他而影响我的学业。曾记得我考上中医学校不久,妈妈为了支付我学习和生活的费用,把自己出嫁时陪嫁的大衣橱和小衣柜都卖了。过了没多久父亲在万般无耐的情况下,把他居住的正屋及倒庭房整个一个四合院卖给了别人。而他自己搬到了过去开马车店时的马棚,后经过改造而成的厢房里居住。厢房低矮破旧,室内见不到阳光,通风条件极差,冬天寒冷夏天闷热。他把卖房所得的1600元钱,一分为二,给了我八百元,我的基本生活费有了保障,可以继续在医院学习。可父亲仍坚持在农村居住,父亲就成了我最大的牵挂。我经常晚上下班步行十八公里的路(那时班上人少无休假日,无自行车只有步行),回去给老人收拾一下家务,挑水做饭再回院上班。夏季天长还好,到了冬季天短到家时天已漆黑,第二天天不亮就得返回。冬季天气寒冷,父亲的病情就会加重,加上小耳房的居住条件又太差。没办法我与我堂叔刘增岳协商,征得叔和婶的同意,我父亲在二叔家度过了两个冬天,天暖和后再回家。给他们的生活添了不少麻烦。

    1964年乳山县人事科选送我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当服务员,在当时属于政治任务,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只是通知我全面查体。我回家看望我父亲时,听村里人说县上派人到村大队部调查我家几代人的情况,当时我想,我已入了共青团,又没犯什么错误,为什么县上调查我?没过多久,医院通知了我,同时嘱咐我要服从组织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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